回眸“兰亭论辨”

站在乌衣巷口，看着那在斜阳中的朱雀桥，再也闻不到野草闲花的幽香了。一切都为水泥制品所代替，历史的烟尘也随着消失，但历史本身毕竟是无法割断的。当年在乌衣巷生活的人建构的一个个故事，仍然在一代一代地牵动世人心绪，似乎是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今年八月十七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称，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东郊挖掘六朝古墓群，出土了两方砖质墓志，是东晋侍中、广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这条电讯的作者写道：“据专家介绍，六十年代中期，郭沫若先生根据其对南京出土的几方东晋早期墓志基本上是隶书体的考证，推论流传至今的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是他人的依托之作，并与以高二适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展开了《兰亭序》行书帖的真伪之辩。如今，与王羲之同时代的高崧楷书墓志的出土，为史学界和书法界对《兰亭序》真伪的学术争鸣，提供了重要佐证。”

我虽然不相信一块墓志就能证明一个时代，但它关系到六十年代的那次学术争鸣，还是使我饶有兴趣地站在乌衣巷口，领受一下它带着从泥土中透露出来的历史气息。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后在《光明日报》连载，又在《文物》上发表。这里的“王谢”都是乌衣巷的子弟，即王兴之和谢鲲。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和王羲之为堂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都是朋友，谢鲲年岁较长，是风流宰相谢安的伯父。他们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相一致。因此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郭沫若提出了“到底是真是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批判了《兰亭序》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不是王羲之的思想，因而断言“《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由谁依托呢？郭沫若的结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是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兴寺和尚。

在中国古代书学史上，《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相传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修禊事也”，诸诗友“临流赋诗”，得诗三十七首，王羲之书写了序。《兰亭序》作为王氏传家宝至智永，他在圆寂之前，将《兰亭序》传给了徒弟辨才。唐时为太宗所得。这里还流传着《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和画。唐太宗死时，高宗李治将《兰亭序》置于太宗枕边，作为陪葬品入昭陵。唐以后流传的《兰亭序》墨迹，多为唐人摹本。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李文田和包世臣早就提出来了。但缺乏资料，无从争议。郭沫若的“依托说”的提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氏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对郭沫若进行指名道姓的辩驳。高二适引以为证的，有文献资料，也有法帖资料。法帖中引了吴炳藏《定武兰亭》、《澄清堂帖》和《淳化初刻》，从郭沫若到包世臣、李文田，一一驳议，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翻郭沫若的“依托说”。高二适在《驳议》中说这样的争论“事本无可非难，然竟有随意否定一部史籍，而专肆力于突梯苟冒之言以矜乎当世者，甚可怪也。”这话道出了高二适写《驳议》捍卫传统文化的动机。

高二适将文章寄给报刊，本想引起争论，结果以退稿处之。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也许关系到郭沫若和康生，因为郭文中引用了康生的话，高文中又对康生一驳，章士钊感到不大好办，于是写信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

章士钊致毛泽东信：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此籍叩政绥

章士钊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即复信章士钊，信中有云：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过问下，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对作者的手稿影印局部发表，这是常有的事，但全文影印发表，又是数千言的长文，那是极为少见的。这可能和毛泽东欢喜高二适的书法有关。

高二适的文章发表，即激起讨论的高潮，以《文物》杂志发表的顺序来看，第九期发表郭沫若：《〈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第十期发表龙潜：《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第十一期发表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于硕：《东吴已有“暮”字》，第十二期发表李长路：《〈兰亭叙帖〉辩妄举例》、史树青：《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

这诸篇支持郭沫若的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对徐森玉写这篇文章的情况，我略有所闻。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馆采访，与副馆长汪庆正闲谈养生之道，忽忆起他年轻时就是一头白发，我问他：是何事使你白了少年头？他说：替徐森老（对森玉的尊称）写代笔文章。汪庆正告知我，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庆正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庆正为徐森玉代笔写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庆正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

其他作者中的龙潜即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写的那位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于硕是郭老夫人于立群的笔名，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这些支持郭沫若的文章，高二适不以为然，他认为都是慑于郭氏“依托”之说，“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但对徐森玉的文章，高二适是重视的。我这次南京之行，在高先生的女儿高可可家从他写给苏渊雷信的手迹复印件中看到：“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新语）注为佐证，惜爨下翁（章士钊）未能及时送出；而中枢‘文革’之运动起，今更恐难于提出矣。”

在高二适的人生道路上，章士钊多有扶掖，高对章常以“恩公”待之。但比高二适年长二十三岁的章士钊，却宽和厚爱，与高的情谊在师友之间。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于七十年代行世之后，曾寄一部给高二适。高仔细阅读后，发现失漏之处不少，出于对学问的认真，他一一寻绎，汇成《纠章二百则》。章士钊对自己文集中的讹误亦非不自知，在他给高二适的信中也谈到：“吾《柳文指要》殆词费而不中肯綮，有多少处非返工不可。因之，出版更无期矣，奈何奈何！”章似乎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急于出书，未能一一纠正。在我读到的高二适致苏渊雷的信中，有几处亦谈到“纠章”的问题。在章逝世之后，高给苏的信中写道：“……《柳文指要》卷三十一刊敝作两篇，见到未？该《指要》自问世以来，行老（章士钊）来札要弟指疵，已提出百余条，均颠扑不破语，惜老人不克亲见再版耳。行老本意欲求棺钉，兹仍以骨灰返燕，则与生前见告语不合。至于身后遗稿，舍适外当无人能为整理。”高氏本来要担起整理章氏遗文的重任。但最近闻章氏文集在筹划出版，高氏也长眠九泉之下多年。看来，人生总是要留下遗憾的。

一九七四年，我回家省亲路过南京时，曾请朋友介绍去拜望过高二适先生。《文物》上发表《驳议》手稿，我觉得二适先生字写得好，再者不知高二适为何许人物，出于好奇才去拜会的。这时兰亭辩论的文章已结集出版，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话：“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高二适拍拍那本《兰亭论辨》的本子，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告别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的高可可磨墨理纸，二适先生为我写了一张条幅，内容是他自己的诗。他写的是章草，难读；他的诗用典冷僻，亦难读。这正是他的哲学“多学无偶，不求人知”。高二适著述颇多，除《新定急章考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外，其他均未能出版，新近《东南文化》杂志出版《高二适研究》专号，略作介绍，才使人有所了解。

在现在已是著名医生的高可可家中，我还看了二适先生翻阅过的帖，他多有批语。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他的批语为：“此等帖殊未见佳，真迹再三摹勒，遂致俗态，可戒也。”对怀素的《苦笋帖》，他的批语：“此《苦笋帖》尤怪，何名之有哉。”对杨维桢的帖，他批语为：“不成书式。”但他也不一味如此，也有为他敬佩之人，对陆居仁《题鲜于枢行书诗卷跋》，他的批语云：“此章法乃别具风裁也，颇有清虚之气，唯骨力差耳。”对《宋克草书唐人诗卷》，他的赞语颇多，其中有一段写道：“佳迹人间鲜矣，吾于南宫（宋克）每具只眼，如怀中之宝，每仿不忘，跋扈纵横，吾谁与归。”

我还观赏了他读过的清同治年间刻本《杜诗镜铨》，他在抗战期间寓居重庆时读过，在上海愚园路寓所读过，在南京三条巷又读多遍，从他的批语来看，可谓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书眉间有一条批语可谓对各种学问融会贯通了，此批语云：“吾尝谓中国书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而杜诗造法与史记、王书同居一副机杼，转动回旋，强弱高下，无施而不可。”这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适吾所适”，即“二适”也。

到南京市博物馆看出土的六朝碑石，我的思绪又回到兰亭论辨上来了。这里不只是有郭老引用的几通墓碑，也不只有新出土高崧墓碑，而是有三十通左右墓碑。该馆馆长王兴平告诉我，这些墓碑出土地点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从书体上来看，不只是有隶，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据王兴平分析，各个家族对书体的风格各有偏爱。

这三十通碑文，虽各体兼备，唯一缺的是草书。郭沫若在文章中说：“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此语多带有讥讽意味，高二适在文中回答说：“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意思是无法实现郭的设想。毛泽东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得更干脆：“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此语无形中是在支持高二适的论点。兰亭论辨至今有三十余年，重见天日的墓碑也有三十余通，已经证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不是单一的，是多种书体并存，还没有发现入碑的草书。还是高二适说的对：“唯隶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

三十三年前的兰亭论辨，是一次无结论的学术讨论。王兴平告知，南京市博物馆准备明年举行一次世界性的《兰亭序》的讨论。我想到时仍然是一次没有结论的讨论。进而再想，既然是学术的讨论，为什么一定要有一结论呢？结论之后还会再发展吗？